傳統翻譯標準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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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翻譯標準是以追求譯文與原文的一致性為宗旨的。無論是“信”、“忠實”、“等值”，甚至“等效”都沒有擺脫以原文為中心和力求譯文與原文對等的模式。因為根據傳統觀念，原文中的信息是通過原文語言符號按語法規則設定的，其意義具有確定性。在翻譯時，譯者只需經過對原文語符進行解碼，即看一看這是用怎樣的符號組合形式傳達某一信息的，然后再盡量以相同的組合模式用另一種語符進行重新編碼，就可以了。即使有信息的流失，只是因為兩種符碼在組合方式的不同或是兩種文化有著一定差異而已。

因此作為翻譯研究者的全部任務與使命就只是尋找應付這些差異和不同的對策。實際上，文本的意義不是自在存在的，也不是永恒不變的，它也不完全歸屬于作者的動機與意圖。人們只能在人的社會歷史實踐中及后來對它理解與解釋的過程中來實現對它的把握。關于這方面已有許多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論述過。如德里達的意義播撤和延異的理論，胡塞爾的意義意向性理論，伽達默爾的解釋哲學的對話理論，都說明了意義的主體性與主體間性，意義的不確定性與生成性.在有關文本本身的理論方面，接受美學已不再把文本視為封閉的疆域，而看成是開放的世界，看成是中間充滿空白、空缺和不定點的圖式框架.而這些空白、空缺和不定點，均需讀者(譯者)在閱讀過程中通過自己的前理解去填充和彌補.而在這一過程中，讀者(譯者)必須面臨著種種選擇，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選擇結果。

選擇本身就是理解者前理解的一種重要功能，讀者利用這一功能把自己的視域與文本的視域去融合，形成一種“期待同化”，而讀者的選擇也是帶有期待性的，所以也是一種“期待選擇”。視域融合過程就是一種對話交流過程。既是對話，就不可能沒有差異性，沒有誤解，沒有矛盾和沖突。這種視域沖突與矛盾就是兩個視野的互相否定，這時必然會導致新的，即原文和譯者都不曾有的視域，這樣會使得原來視域擴大和變化，這也正是新的意義生成的契機。所以，后現代主義的理論對于閱讀理解活動已不再簡單地解釋為解碼和編碼的符號過程。胡塞爾早就說過符號本身并沒有意義，而是人的意向性行為“賦予”了符號以意義，意義是在意向活動中顯現自身的。符號本身只是意義的純形式(pure form of meaning)，用胡塞爾的術語來說只是“表達式”，在人們尚未通過意向性活動賦予它意義之前，它具有統一性、同一性和不變性。

它只為這一表達式的具體意義提供了一個模式，而具體意義又是通過意義-意向過程才形成的，即，意義-實現。這種具體意義是與具體的人、事、時間、環境等因素緊緊相聯系的，因此，它也是多樣性的和不確定性的，不再是確定、同一、一致的了。正因為具體意義具有這種性質，所以在翻譯活動中尋找一致性與確定性也就成為了不可能。對于一句話的不同解釋成為了一種正常現象。傳統的翻譯標準也因此而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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