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公司跨文化詩歌翻譯中譯者的主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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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詩歌翻譯，是文學翻譯的一個重要分支和研究方向，被視為文學翻譯中一顆璀璨的明珠。許多翻譯理論家和翻譯家都就其性質、標準、方法、技巧等方面對詩歌翻譯進行了研究和論證，然而,作為翻譯活動主體之一的譯者,卻是近年來才引起譯界重視。譯者的主體性對整個翻譯過程都有著重要的影響，譯者主體性研究正在探索中的課題，本文試從深圳翻譯公司詩歌翻譯這個跨文化活動中來探究譯者的主體性。
　　
　　眾所周知，二十世紀的西方哲學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它經歷了從本體論到認識論再到語言論的轉向,最終將人文科學從科學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在其影響下，譯學研究也出現了類似的“文化轉向”,其中影響較大的理論是埃文-佐哈爾(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統(Polysystem)理論,吉蒂昂·圖里(GideonToury)的描寫翻譯(Descriptivetranslation)理論,以及安德烈·勒弗菲爾(AndréLefevere)和蘇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的“操縱學派”(Manipulationschool)理論。這種文化轉向使得譯界逐漸形成了面向文化研究尤其是譯入語文化研究的文化學派翻譯理論，使翻譯研究由以語言和文化為本體的研究轉向以人為主體的研究,即“譯者轉向”。譯雅馨深圳翻譯公司認為整個翻譯過程其實是譯者的一個跨文化交際活動——對原作的理解必然帶有自己的主觀性,對原作的翻譯處理也無疑會打上其主體性作用的烙印。
　　
　　一、譯者語言風格對譯作的影響
　　
　　語言風格是展現一部作品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譯者能否再現原作的風采，其語言風格會對譯作產生重大的影響。
　　
　　本文首先一篇漢譯英詩，彭斯的《一朵紅紅的玫瑰》中的節選為例來分析譯者語言風格對譯作的影響：
　　
　　OmyLuve'slikethemelodie，/That'ssweetlyplayedinthetune,/
　　
　　Andfaretheeweel,/myonlyLuve，/Andfaretheeweelawhile；
　　
　　AndIwillcomeagain,myLuve,/Tho'itweretenthousandmile！
　　
　　(ByRobertBurns)
　　
　　譯文(1)：穎穎赤墻靡，首夏初發苞，
　　
　　惻惻清商曲，眇音何遠姚？
　　
　　摻祛別予美，離隔在須臾。
　　
　　阿陽早日歸，萬里莫踟躕！(蘇曼殊譯)
　　
　　譯文(2)：呵，我的愛人像一朵紅紅的玫瑰，
　　
　　六月里迎風初開；
　　
　　呵，我的愛人像一曲甜蜜的歌，
　　
　　唱得合拍又親和。
　　
　　珍重吧，我唯一的愛人，
　　
　　珍重吧，讓我們暫時別離，
　　
　　但我定要回來，哪怕千里萬里!(王佐良譯)
　　
　　譯文(3)：啊，我愛人像紅紅的玫瑰，
　　
　　它在六月里初開；
　　
　　啊，我愛人像一支樂曲
　　
　　美妙地演奏起來。
　　
　　再見吧，我唯一的愛人，
　　
　　我和你小別片刻。
　　
　　我要回來的，親愛的，
　　
　　即使是萬里相隔。(袁可嘉譯)
　　
　　彭斯原詩風格活潑明快，充滿鄉土氣息。蘇格蘭方言的運用表現了鄉下戀人坦率，質樸的形象。蘇曼殊的譯文言辭華麗，抒情委婉，引經據典，將其歸化成了一首中國五言古詩，完全體會不到異國風情。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特殊詞匯，“穎穎”“惻惻”讓人想起李清照的詞。還如出自《詩經》中的“摻祛”“(拎著袖口”之意)與“阿陽”(“我”的意思)使讀者看到了一幅典型的中國古代才子佳人執袖遮面、依依惜別的圖畫。王佐良則采用了白話文，讀起來清新自然，給讀者展現的是一對現代情侶分別的畫面。關于袁可嘉的翻譯，楚至大這樣評價：“Itnotonlyreproducestheformoftheoriginalpoembutkeepsitsstyle.”(楚至大1986：1)由此可見，不同語言風格的譯詩不僅可以個性化地表達出來，而且賦予原詩迥然不同的語言風格，給讀者帶來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譯雅馨翻譯公司跨文化詩歌翻譯中譯者的主體性研究查明建在《中國翻譯》中提出“譯者主體性是指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查明建2003:22)文學翻譯中譯者主體性就體現為譯者的語言風格、個性審美偏好、文化底蘊等對譯作的影響，而它在詩歌翻譯中體現得更加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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