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文學翻譯歷史誤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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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先生曾經說過“：文學翻譯是用另一種語言，把原作的藝術境界傳達出來，使讀者在讀譯文的時候能夠像讀原作時一樣得到啟發、感動和美的感受。”翻譯活動是一個跨越國家、民族、時代、語言界限的復雜的人類活動，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信奉的一直是“信、達、雅”的原則，而在很多時候這種翻譯原則就成為一種完美主義的標志。事實上，文學翻譯的實際效果和預期目標會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其中就有著歷史層面的誤讀現象，而這種誤讀甚至可能會改變我們對作品的理解方式。本文希望以日本文學《我是貓》的不同中譯本為例探討這種誤讀的力量，同時建立一種新的解讀方式。

一、三個中譯本的特點

1.尤炳先生、胡雪先生中譯本的特點：尤炳先生曾經留學日本，并在日占區長期從事文藝活動，是一位有著愛國之心、極強的日文功底和文學修養的翻譯家。解放后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合作翻譯《我是貓》，雖然他們的分工我們并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應該說這次翻譯在文字的準確和忠實原文意旨方面是幾個譯本中最好的，也在最大限度上做到了“信、達”。但是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為了在最大限度上尊重原文，使得他們的翻譯在細節之處就略顯粗糙。比如《我是貓》的第一句：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就直譯為“我是只貓。要說名字嘛，至今沒有”。雖然在意思上很準確，但是卻沒有體現出原著中貓的自傲與自卑交加的心理狀態。

2.于雷老師的中譯本特點于雷老師早年曾先后擔任過東北人民出版社、遼寧人民出版社文學編輯等職務，后來又與人合作發表過文章和小說。所以，于雷老師不僅是一位翻譯家，更是一位作家，可以說，于老師是帶著很大的創作熱情投入到翻譯工作中的。在翻譯的過程中于老師的翻譯非常注意語言的修飾，整體感覺簡單明快，是影響最大的一個中譯本。但是于老師在翻譯時為了使得節奏的順暢，特意使用了很多文言詞匯，造成了理解上的難度。我們依然以第一句為例，于老師翻譯為“咱家是貓，名字嘛……還沒有”，雖然使用了“咱家”顯示出了貓的玩世不恭和詼諧的特點，但在此后的翻譯中此類文言詞被頻頻使用，造成普通閱讀者的理解障礙。

3.劉振瀛老師中譯本的特點劉振瀛老師早在1935年就東渡日本留學，主修科目是日本古典文學，歸國后又在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等中國一流學府任教，1957年開始從事日本文學的相關研究工作和評論工作。可以這么說，劉振瀛老師首先是研究者，其次才是一個翻譯家。劉老師對于翻譯理論有著自己獨到的看法，他認為翻譯工作不能簡單地做到“信、達”，而應該研究翻譯作品所屬的國家的文學樣式，比如像翻譯《我是貓》，就應該了解日本俳句的藝術，能夠在翻譯的過程中體現日本語言之美。劉振瀛老師的中譯本是在學術范圍影響最大的中譯本。但是劉振瀛老師的翻譯在用詞上過于直白，失去了語言應有的魅力。我們依然以《我是貓》第一句的翻譯為例，劉振瀛老師譯為“我是貓。名字還沒有”。這種翻譯的方式使一般的文學愛好者失去了興趣。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個中譯本各有千秋，我們無法評以高下優劣。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三種不同的翻譯方式都加入了作者獨特的考慮方式，而作者是一定時代下的作者，是在一定社會語境下完成的，在翻譯的過程中都會受到當時社會文化的影響，以下將從歷史角度解讀《我是貓》中的誤讀現象。

二、同一譯者在不同時代的誤讀

現代解釋學家伽達默爾認為歷史性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狀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歷史空間之中，永遠無法擺脫歷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所以人類真正聰明的做法不是消解這種歷史性，而是努力地去適應它。同時，伽達默爾還認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種前見”，他的這種觀點非常適用于文學作品的解讀。我們在解讀任何作品時，都帶著我們時代所特有的信仰與期望，當然翻譯家在翻譯作品時，本身就是一種再解讀，所以不可避免地也要帶著他們時代的信仰與期望。解讀就是作品所擁有的過去視域和解讀者的現代視域的疊加。在伽達默爾看來，一部作品的最終意義絕不是寫作者的初衷，而只能是兩種不同時代沖撞的結果，伽達默爾稱之為“效果歷史”。在他眼中，文本永遠是開放的，意義永遠是沒有終結的，他的這種論斷給我們分析同一譯者在不同時代的誤讀現象提供了理論支撐。我們可以以劉振瀛老師為例看一下這種誤讀的方式。劉振瀛老師翻譯《我是貓》雖然是1994年，但是他早在1958年就關注這個作品，那是一個以階級斗爭為主的年代。劉振瀛老師1958年曾經寫過關于《我是貓》的長篇評論，其中提到，“……這就使得他（指夏目漱石，筆者注）對金錢萬能的社會感到無限的憤慨，從而用他的一支諷刺的筆向現實挑戰……”，可以看出，劉振瀛老師主要從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的角度解讀這部作品的，而這種解讀的方式明顯受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中的“人民色彩”的影響，但是夏目漱石并沒有那種自覺的反社會、反階級的意識，只是一個日本近代文學批評家所說的“文明批評”者。劉振瀛老師老師的評論方式可以明顯看出受到那個時代“階級劃分法”的影響，是在特定歷史時代的誤讀。1994年劉振瀛老師出版了自己的譯本，這個時候的他已經對作品的理解方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開始試圖從文本本身出發，分析作品的滑稽幽默、機制諷刺的美學特征。如他曾經寫道：“……這部作品的最大特點在于它含有種種復雜的笑的要素……”。可以看出劉振瀛老師此時對作品的理解已經受到改革開放的影響，從政治觀點轉移到了文本自身的賞析之上了。

三、同一時代不同譯者的誤讀

對文本的解讀既然摻加了主、客觀的歷史因素，自然而然就成為一種“誤讀”，要消解這種誤讀是完全不可能的。這種誤讀既會產生于同一譯者在不同時代的誤讀，也會產生于同一時代不同譯者的誤讀。雖然面對的是同一部作品，但是同一時代的不同譯者由于自身經歷的不同，生長的背景不同，就會必然帶來自身的習慣、心態、信仰、愛好等的不同，他們在閱讀作品的時候會把自身的一切特點帶到閱讀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偏見”的解讀方式。第一個對“偏見”給出正面評價的是伽達默爾，他認為“偏見”是人類歷史性的正面展示，是一切理解方式的前提，是必然存在的解讀方式。在《我是貓》的各種譯本中，于雷老師是1993年翻譯成功的，劉振瀛老師是1994年翻譯成功的，可以判斷出二人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從事著同樣一部作品的翻譯工作的。按道理說于雷老師和劉振瀛老師的翻譯工作不應該會有太大的時代差異，但是事實上，二人的翻譯成果和對《我是貓》的理解方式是大相徑庭的。前面已經分析過，1994年劉振瀛老師希望從文本自身解讀作品，更希望挖掘出作品的美學特征。而于雷老師卻在這個時候，作為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更多地感受到西方思想對東方世界的沖擊方式，所以，他說：“夏目漱石，一生才華橫溢，只搞了十年創作，卻留下一系列珍品。……我國目前也處在觀念轉換時期，說不定貓公的觀察，對我們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可以看出，于雷老師認為《我是貓》的寫作契機和今天的中國有相似之處，今天的中國就像明治時期的日本一樣，面對著西方各種思潮的沖擊，純粹的美學思維已經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他希望明治時期日本知識分子的應對西方思潮方式可以給我們今天的中國以借鑒，這種借鑒對正處于觀念轉型時期的中國有著正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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