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翻譯必備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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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翻譯既是翻譯，又是外交官。他們是外交隊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應該首先具備外交官的素質，同時又具備翻譯的素質。應該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教導，“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練好三項基本功，即:政治思想，語言本身，各種文化知識。周總理說:“筆譯一輩子可以搞，要把基本功搞好。不要驕傲。非下苦功夫不可，要練基本功。”

一、良好的政治忍忽素質

1.熱愛祖國、忠于祖國。這是“站穩立場”最起碼的要求，是外事翻譯應該并必須具備的最起碼的素質。國際政治情況錯綜復雜，處于國際政治斗爭第一線的外交翻譯隨時都會經受不健康的思想的腐蝕、敵人策反等考驗。只有立場堅定、熱愛祖國、忠于祖國的人才能經受住各種考驗。反之，就有可能像周恩來總理所告誡的“倒向外國人的懷里”。不幸的是.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個別外交翻譯經不起腐蝕、引誘的考驗.脫離外交隊伍。私自“出走”。當然，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也時有發生。因此.各國對外交官都有政治要求。不同國家由于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不同.對外交翻譯的政治要求也不同。但忠于祖國、忠實地代表本國利益、不折不扣地執行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各國對外交官、外交翻譯的共同要求。例如，英國對申請加入外交部的人先進行嚴格考試，然后對他們進行“安全審查”(security check)，實際上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政審。這種“安全審查”內容很多，包括申請人及其父母的國籍，申請人及其父母在英國居住的年限、申請人的政治傾向(不能是共產黨黨員，不能同情共產黨，也不能是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的同情者)、申請人的犯罪記錄等。審查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弄清楚申請人的政治背景和立場。

2.了解、理解、擁護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外交政策，有政治敏感性。黨和國家領導人經常向外賓介紹我國的內、外政策。如果翻譯人員對我國的內、外政策不了解、不理解，就難以完全聽懂，也不容易記住，更不可能準確完整地進行翻譯。著名翻譯家傅雷的體會是:“譯者不深刻地理解、體會與感受原作，決不可能叫讀者理解、體會與感受。”一個翻譯不可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翻譯只有知道并理解到形勢的復雜性、問題的癥結所在、分歧矛盾的根源與表現、斗爭的焦點、問題的敏感處，理解到領導人講話的分寸、原因及用意，才能準確地轉達領導人的意思。否則，就轉達不清。不準，甚至錯誤。從事翻譯工作的同志對此都深有體會。

在翻譯史上，也發生過譯員對國家政策不理解而影響翻譯的情況。例如，幾年前.我外交部副部長會見一個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時，針對當時美國有議員攻擊我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談到中國政府鼓勵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一位平時反應快、腦子靈的譯員卻突然反應遲鈍，譯得也不順。事后問其原因，這個譯員說，我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并不是自愿的，政府不是“鼓勵”，而是“強迫”人們生一個孩子。她覺得這位副部長說得不對，所以未立即翻。由此可見，譯員對黨和國家的內外政策如果不是從內心里擁護，就不可能痛痛快快、不折不扣地翻譯。

3.有獻身外交事業的精神和埋頭苦干、認真嚴謹的工作作風。郭沫若曾說:“翻譯工作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我不但尊重翻譯，也深知翻譯工作的甘苦。凡是從事翻譯的人，大概都能體會到這一層。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譯等于創作，甚至還可能超過創作。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時候翻譯比創作還要困難。創作要有生活體驗，翻譯卻要體驗別人所體驗的生活。”魯迅說:“極平常的預想，也往往會給實踐打破。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無須構恩。但真正地搞翻譯，就會遇到困難。譬如:某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來時，創作的時候可以回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里摸一個急于要開箱的鑰匙一樣。”傅雷1957年在《翻譯經驗點滴》一文中也談到翻譯“自己懂了仍不能使讀者懂”的困難和“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常年感到苦悶”。他們談的是文學作品的翻譯，其實外交翻譯也不例外。在一定意義上說，外事翻譯要求更高，更難。外事筆譯和口譯都是很艱苦的工作，都是充滿“遺憾”的工作。局外人總以為口譯工作者跟在領導人后面，出頭露面，周游世界，卻肴不到他們高度緊張的腦力勞動，看不到他們吃不好、睡不香的精神壓力。殊不知，口譯工作者必須在領導人講話結束后的瞬間準確、完整、通順地將一種語言倒換成另一種語言，精力要高度集中，反應要特別快。他們參加宴會時，必須集中注意力聽，不停地譯，無時也無心享受美味佳肴。即使是抓住談話間隙吃上幾口，也是狼吞虎咽，食不甘味。更別說他們必須事先做大量的準備工作:熟悉雙邊關系的歷史、發展和問題、近期國際上發生的大事、我國對國際重大問題的立場和表態、會談、會見時可能涉及到的任何問題、參觀訪問時可能碰到的任何事物等。總之，從政治到生活，從科技到文化，幾乎無所不包。而筆譯工作者則連“出頭露面”、“周游世界”的“輝煌”也沒有了。他們有的只是長年累月默默無聞的苦思冥想、推敲搜索。但不管是搞口譯，還是筆譯，都為中國與國際上的交往、為中國參加重要國際會議和重大國際活動架起溝通的橋梁。從而為我國的外交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外交翻譯對于一個國家的外交事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況且，外交翻譯還有機會親眼目睹世界風云變幻，親耳聆聽、親眼現察我領導人在外交場合巧妙周旋、應付自如的技巧，親身經歷許多重大國際問題的決策過程，親身感受各國偉人對國際形勢、國際關系的精辟分析和他們對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宗教等各個方面的淵博知識，親眼目睹重大國際事件，并直接接觸各種不同的領域和問題。從戰爭到和平，從武器擴散到互利貿易，從全球溫室效應到城市地理信息系統，從人權到傳統戲劇，使翻譯工作者每天都感到有新東西要學，有新東西要掌握。正是出于搞翻譯給了譯員許多學習的機會，不少昔日的譯員才成為高級外交官。外交翻譯工作的天地很廣闊。正如錢其琛副總理所說:“外交翻譯，大有可為。”翻譯應該熱愛外交翻譯事業，以高度的政治責任心、勤奮好學的態度、一絲不茍的作風，兢兢業業地把外交翻譯工作做好，為我國的對外工作作出應有的貢獻。

4.嚴守國家機密、嚴守外事紀律。嚴守國家機密是翻譯人員必須遵守的一條重要外事紀律。由于外交工作的需要，翻譯人員要參加一些重要的會談、會見、國際會議等雙邊、多邊外交活動。為了做好翻譯工作，翻譯人員還需要參加一些內部討論，直接聽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知道一些政府決策的“內幕”，看到一些機密文件。但是，翻譯決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傳播機密內容，連對自己家人、親朋好友都不能“吹風”，更不能隨意對外透露。無論是作為外交官，還是作為外交翻譯，都不能將中國國家內部、外交部內部，或我駐外使、領館內部的情況向外國人泄漏。由于語言相通，翻譯接觸外賓的機會比較多，外賓有事也愿找翻譯談。但翻譯沒有直接回答、處理問題的任務。凡涉及雙邊關系或國內、國際問題的，有表態口徑并授權可談的，翻澤可按照我表態口徑來談。凡涉及雙邊關系方面的事，不論大小，都要嚴格按制度、紀律辦，及時請示匯報。翻譯的任務是轉達，而不是直接處理問題。當然，純屬外賓個人私事，在合情合理的情況下，翻譯應盡力幫忙。

5.良好的翻譯道德

各行各業都有一定的職業進德規范，一定的行為準則需要遵循。作為外事翻譯。至少應該遵守以下兒條:

a)不算改原話原意，不隨心所欲地瞎譯。

翻譯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忘記自己是譯者的身份。得承認自己不是講話者、或原作者，聽到的話或拿到的文件不是自己的原話、原作。僅僅起橋梁與溝通的作用。因此，譯員一切應以原話、原作為本，對原話、原作不能隨個人的好惡有所取舍和改變。當然，經常會碰到自己不熟悉的領域、不熟悉的問題，這是正常的。因為哪一個人也不可能通曉古今中外的一切。作為翻譯，應該一刻也不放松學習，不斷擴大知識面。即使這樣，仍然難免會碰到不知，不懂的事，遇到困難、遇到不懂的地方，怎么辦?

有的翻譯憑著聽到的幾個詞或詞組，就胡編亂造。講得很溜，但與原話卻相差甚遠。還有的不懂裝懂，瞎蒙。80年代初，馬末西亞國父東古·拉赫曼率一宗教代表團訪問中國。回國后談到一則翻譯上的笑話。他在訪問期間的一次輕松愉快的宴會上談到了他年較的時候。他說:“When I was young，I was a playboy.’翻譯當時譯成:“當我年輕的時候，找很喜歡體育活動。”代表團中有一些華人，把翻譯怎么譯的告訴了他。他見到我使館同志便說:“你們的不愿意說我不好，不愿意說我是‘花花公子’。”他善意地理解了翻譯的誤譯。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沒有聽懂，可以詢問，不能瞎譯。否則，容易鬧笑話，甚至出政治間題。

有的則以講話者講得太啰嗦為由而懶得全部譯出來。曾碰到一位地方上的翻譯在翻譯領導人講話時只譯個大意，數字也譯得不全。等到譯完后，他說，沒必要譯得那么全，譯個大概意思就差不多了。如果聽錯了而誤譯，還情有可原。但故意不譯，或隨意刪改，則是違背了起碼的翻譯的職業道德。

有的自以為是。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記者提了一個問題，翻譯譯完問題后，那位記者認為翻譯把他的問題譯錯了，提出疑義。但翻譯非常自信，便直接用英文毫不客氣地告訴這位記者:“發言人還沒有回答你的問題，請你不要打斷。”這種自以為是的態度是決不可取的。在中國搞記者招待會，許多外國記者懂中文。而另一方面，由于音響效果、記者的口音、說話的距離等諸多因素，翻譯偶爾聽不明白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有記者提出疑義，譯員應該允許記者再問一遍。

譯員應該老老實實、一絲不茍、盡心盡職地做好翻譯工作，不能偷工減料。如果沒聽明白，可以問一下領導人或周圍的人。如果你有不懂的詞，也可以用巧妙的方法引導外賓解釋一下這個詞，以幫助理解。但這并不是說，翻譯在明知講話者講話有錯時，仍然堅持譯錯誤的東西。口誤。誰也難免。如果講話人講話出現口誤，特別是事實性的錯誤，翻譯在確信無疑的情況下，可以不動聲色地按正確的意思譯出。如我國一位領導人在一次見一個美國代表團時談到我國憲法。他說:“我國第一部憲法是1964年制定的。”顯然，這是領導人的口誤，將1954年說成了1964年，翻譯就應在翻譯時把年代改過來，但不應當場指出錯誤。有時，覺得發言人講錯，可又不那么有把握，怎么辦?如有一次記者招待會，主持人介紹出來見記者的領導人時，將一位領導人的頭銜說錯了。我譯員按照正確的頭銜譯的。但在一位外國記者問XXX是否己經改任某某職務后，我譯員有些緊張，以為這位領導人可能已經改任他職，而她卻自作聰明，反而譯錯了。為確保正確，譯員不妨輕輕地重復一下這位領導人的正確頭銜，讓主人確認一下再譯。總之，翻譯不能隨意篡改原話，但也不是知錯照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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