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翻譯的文化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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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從來就是一種以文化—政治為目的的語際交流行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劉宓慶，2007）世界上沒有絕對的非功利的翻譯事業，翻譯作為一個整體總是服務于某種特定的文化戰略目的。縱觀中西翻譯史上出現的翻譯高潮無不具有鮮明的文化戰略色彩，羅馬帝國（公元前27 年- 公元284 年）從古希臘進行文化輸血以補充其匱乏的文化資源； 中世紀教會為加強其宗教統治對《圣經》的翻譯； 文藝復興時期源于思想和文學革新的翻譯；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翻譯高潮—漢代佛經翻譯給沉悶衰退的西漢帶來了新的精神慰藉和訴求 ； 明清時期的科技翻譯“師夷長技以制夷”；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先生倡導的“為起義的奴隸搬運軍火”的翻譯則是直接為革命服務。因而，對翻譯的考量應不僅僅局限于語言層面，我們“應該從文化戰略的角度來看待翻譯”。

一、文化轉向與翻譯文化戰略觀

中國歷史上大抵有四次翻譯高潮。第一次是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第三次是鴉片戰爭至五四的西學翻譯；第四次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對西學的全面翻譯。這四次翻譯高潮無一不是配合著當時特殊的歷史與文化國情發展起來的。可以說，古以來翻譯就不僅僅是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簡單文字轉化過程，而是文化交流、國家發展的重要手段。當前，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大國地位的不斷提升，對外弘揚中華文化，提升文化影響力，正成為中國新時期新的戰略發展點。劉宓慶教授所提出的“翻譯文化戰略觀”正是順應當前歷史潮流，反映時代使命的翻譯理念。在《中國翻譯界要樹立文化戰略觀》一文中，劉宓慶向中國當今翻譯工作者提出了如下若干問題：翻譯界是否對當前的歷史大勢和現實要求有充分認識？中國的翻譯隊伍是否站在文化戰略考量的制高點來觀照中國的翻譯事業？中國的翻譯從業者是否意識到了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把握住了文化戰略考量這個中國翻譯思想的價值觀核心（劉宓慶，2006：7）他認為，翻譯作為一種以文化一政治為目的的語際交流行為，從古至今對一個國家的發展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每個民族要生存、發展，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存、發展戰略，而文化戰略正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他提出，中國人應該從文化戰略的高度來看待翻譯。翻譯文化戰略觀的內涵定義主要分為四個層次：首先，要從文化戰略的高度來定位中國翻譯事業；其次，要心系國運盛衰，繼承發揚譯界先驅精神，將個人事業心與憂國感時之志密切結合；第三，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和翻譯學；第四，要正確對待西方翻譯理論，將中國翻譯理論緊貼中國歷史和現實國情。翻譯工作的作用之于外交、外宣、外貿以及所有的對外交往與合作的作用怎么強調都不過分；在當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戰略下，翻譯工作的重要性怎么強調都不過分”。可以說，劉宓慶教授將翻譯的文化觀上升到國家戰略角度，正切合了我國當前所面臨的歷史機遇與挑戰，對我國翻譯事業具有重要的借鑒和指導作用。

二、 中國翻譯文化戰略的原因

首先，中國譯學孕育于豐富的中華文化母體中，無處不留下中華文化的痕跡，這就與西方譯論迥然不同，二者在社會組織形式、物質生存方式和人文地理環境三大方面都有所不相同：前者發軔于宗法分封制，長期屬于農耕自然經濟，地處半封閉的溫帶大河大陸，周邊文明發展相對滯后，而后者發軔于城邦共和制，長期屬于農商——農工相結合的“領主經濟”，地處開放性海洋型認為地理環境，文化交流如百川交匯。以上三個大的方面的差異派生出漢語和西方語言在語言文字結構、語言流通版圖和語言流通形式上的不同，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差異是漢語和西方語言分數不同的語系，它們之間不存在語源上的“同根聯系”這一基本的語言，文化現實決定了中國翻譯理論必須十分重視“語言-文化對比研究”，并將我們的語言轉化理論描寫建筑在“語言-文化比較描寫”的基礎上。這是中國譯論和西方譯論的重大差別之一。

其次，中國久遠的人文哲學傳統歷來重視“意義”（概念、思想、意念等）。古代義理之辨可以追溯到魏晉時代的王弼，他提出了著名的重義命題“得象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將孔墨時代的主題意念進行深化，表現為“命題三維化”（意、言、象）。漢語總是將意義實體和語義承載糅合在一起考慮：意義和形式都不要訴求“單打一”的手段，中國人總是雙管齊下，關注意義，兼顧審美。后世的很多翻譯理論都沒有離開“重意義”這條主脈。嚴復的“信達雅”，林語堂的“忠實”原則，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錢鐘書的“化境”以及劉重德的“信達切”原則，都強調了重視意義。由此可見，中國翻譯十分重視意義研究以及與之相關的文本理解理論，并將譯學意義理論建筑在廣泛的基礎研究，如與決定形式的意向研究，話語結構研究，句法轉換機制等。中國傳統譯論一貫重視意義，這是中國翻譯意義觀的一大特色，這個源遠流長的特色是十分可貴的，應該加以闡揚。

中國翻譯也與美學有很密切的關系。漢語歷來重視感性，突出整體意境和美感，富于結構美、符號美、韻律美、抒情美、意境美等。符號美指它的高度形象化和意象化，同時又及語音提示性和語義提示性于一身，幾乎每個漢字都有一層又一層的語義涵蘊，漢語的語義涵蘊常常與物質感性相聯系。語言審美感性也深深的參與了以漢語為母語的人的斟詞酌句過程。漢語這門感性的語言，與視覺感性和聽覺感性密不可分，而中國翻譯傳統意義觀中感性把握、重體悟的思想源頭，這種體悟本身來講就是一種美。中國人傾向于以一種美感心態來掂量語言的立意、抒情、遣詞、造句、謀篇（起承轉合），這種中國人特有的“語言美感心態”被劉勰叫做“文心”。中國人的“文心”成分體現了黑格爾的一句名言“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與形態語言想比較，我們可以看到漢語獨特的美學素質：重意念、重形象、重感性、重神合、重了悟。漢語的美學素質是氣質性的、結構性的，同時又是功能性的，屬于審美形態的語言。漢語表現出與其他語言不同的美學特征和文化內涵，值得我們去珍惜和保護。

南京大學許鈞教授在其文章《翻譯研究與翻譯文化觀》中提出“要進一步樹立翻譯的文化觀，認識翻譯的文化本質，從文化交流與發展這個高度來理解翻譯活動，對翻譯活動做出正確的歷史定位”（許鈞，2002：224）。在中國“經濟大國”和“政治大國”形象日益在國際上得到彰顯的今天，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大國”身份的迫切性也愈加突顯。翻譯作為對外交流的橋梁和重要手段，理應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擔起重任。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是一項神圣而艱苦的大業，任重而道遠，絕非一蹴而就即能完成。這需要國家和政府廣泛而長期的關注，需要翻譯界從翻譯文化戰略觀的高度進行全局考量，在未來長期實踐中堅持不懈地推動中國當代文學譯介工作。只有這樣，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才能獲得發展，中國當代文學才能在對外弘揚中華文化，建立文化大國以及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歷史大業中發揮其應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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