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譯家王永年：中西文學的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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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起身兼數職為富人做家教，與張愛玲同班同學，15歲以高中二年級的身份參加大學入學考試，16歲被多所高校錄取，其中不乏當年大名鼎鼎的上海圣約翰大學。此后，曾因時局變動，不得不在人生軌跡上數度改道，一生翻譯多部世界名著，影響幾代人的文學夢想，而這樣的成績卻多來自他的離休生活。

這就是所謂的“大器晚成者”——著名翻譯家王永年。他生前曾翻譯多種世界文學名著，如《歐·亨利小說集》、《十日談》、《在路上》、《博爾赫斯全集》等。

根據現在的話說，王永年算得上標準的“官二代”，父親解放前曾經是國民政府云南省鹽務局局長。1927年，王永年就出生在這個西南官宦之家。不過，接下來大家看到的，是一個“官二代”的勵志故事。王永年的中學時期過得十分清苦，做家庭教師，自食其力。更難能可貴的是，受畢業于南洋工學院的父親影響，他的外語功底十分扎實，中學時就已學會了英語、日語、俄語、德語四門外語。

高中二年級，15歲的他參加大學入學考試，被多所大學錄取。最終，他選擇了大上海久負盛名的圣約翰大學。回顧民國時期的高等學校，圣約翰的輝煌是繞不過去的話題。這所有著“東方哈佛”美譽的學校，曾經以國際一流的教育享譽中國，周有光、林語堂、張愛玲，甚至還吸引了宋子文、榮毅仁、顧維鈞的子女來此就讀。

出自名門，王永年接受了來自國學和外語的雙重積累。而上海圣約翰大學本身也成為當年耀眼的光環。

時代變遷的速度和力度永遠都在挑戰個體的底線。王永年引以為豪的外語能力卻在時代的變遷中一次次顯得不合時宜。

王永年本來日、英文俱佳，后來日本投降、抗美援朝，外語反而變成一種負擔。

最后王永年靠俄語找到工作。可是旋即，中蘇關系惡化，王永年只能自學西班牙語。

50年代離開云南，王永年回到上海，在新文藝出版社做外文編輯。1950年代末，新華社成立西班牙語對外報道組，到上海尋找人才，中共上海市委未經王永年本人同意直接將他的關系轉到了北京。這樣的變動卻也給王永年帶來了好運。在動蕩的“文革”時期，王永年得以“躲進小樓成一統”，長期擔任新華社西班牙語翻譯。在工作余暇，他翻譯了多種世界文學名著，其中，以王仲年的筆名翻譯的《歐·亨利小說集》受到了海內外讀者的認可。

王永年翻譯的最佳境界直到離休之后才來，1993年，他應邀擔任海南國際出版公司的《博爾赫斯全集》的主要譯者，譯出博爾赫斯幾乎全部的小說(僅4篇由陳泉翻譯)和大量博爾赫斯的詩、散文、評論，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最佳譯本。

此外，他翻譯的美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約翰史坦貝克的《伊甸之東》、辛克萊·劉易斯的《巴比特》以及杰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等；諾貝爾文學獎女性智利得主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的詩文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迷宮中的將軍》等、意大利語文學譯作還有16世紀托爾夸托?塔索的《耶路撒冷的解放》等，都成為經典名著名譯。

造化弄人，王永年的一身才華最后只能委屈在一個新聞單位的文字翻譯崗位上。時代的變遷，造就了王永年謹慎而安全的選擇。這樣的選擇卻成就了一批翻譯界的時代精英，如楊絳、冰心、綠原、林光等，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民間信使。上世界八九十年代快速成長的當代文學的全新的話語系統，養料多來自西方，老一輩的翻譯家們功不可沒。至今，諸多名著的老譯本依然成為中文世界的巔峰，他們深厚的國學功底與外文修養，是后輩的良好根基。

記得年前一位做翻譯的朋友在移民前向我傾訴，當下中國要靠文字翻譯為生，很難養活自己，而翻譯又不僅僅是簡單的匠氣活，一次翻譯也是一次文學作品的再創作。低報酬與高付出實在不成比例。回想王永年辛苦翻譯的博爾赫斯文集，只得到2萬元酬勞，卻也不抱怨，實在是大師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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