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的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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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翻譯的歷史價值觀,包括兩個重大方面的內容。首先,我們要充分認識翻譯對于人類歷史的發展所作的實際貢獻,在上文中,季羨林就翻譯在中華文明發展中所作的貢獻所說的那段話,是深刻而精辟的。考察人類文明發展史,我們發現歷史的每一次重大進步與發展,都離不開翻譯。每一次重大的文化復興,都伴隨著翻譯的高潮,如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復興,往往以翻譯為先鋒。像發生在9 世紀的加洛林王朝的古典文化的復興,發生在12 世紀的所謂的原始文化復興,以及15 至16 世紀的文藝復興,翻譯起著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其次,我們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翻譯的可能性。

翻譯作為跨文化的人類交際的活動,有著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就具體的翻譯活動而言,無論是對原文的理解還是闡釋,都不是一個譯者一次就能徹底完成的。尤其是藝術個性強的原作,往往有相對來說比較大的闡釋空間,需要一代又一代譯者不斷去挖掘。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認識到翻譯活動的歷史局限性,實際上也就是為樹立翻譯的歷史價值發展觀奠定了某種基礎。換言之,我們既要清醒地意識到翻譯活動的歷史局限性,又要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種局限性。正如喬治·穆南在《翻譯的理論問題》一書中所堅持的,我們要對翻譯活動始終持發展的觀點:“翻譯活動的成就是相對的,它所能達到的交流思想的水平是變化發展的。”

我們知道,翻譯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人類知識水平和世界的認識水平等諸方面因素的限制。但這種限制,會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而不斷減少,為翻譯活動的可能性開啟越來越開闊的空間。持翻譯的歷史價值觀,也就意味著:一方面,我們可以從人類的翻譯活動去考察人類歷史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歷史的發展來看翻譯活動不斷豐富的內涵和不斷擴大的可能性。

“翻譯之為用大矣哉”,季羨林的這句話為我們認識翻譯的作用提供一個啟發性的答案。翻譯的作用是廣泛而深刻的,上文的探討只是提供了某種認識的角度。在結束討論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從本質上看,翻譯的社會性重交流,翻譯的文化性重傳承,翻譯的符號轉換性重溝通,翻譯的創造性重創造,而翻譯的歷史性重發展。交流、傳承、溝通、創造與發展,這五個方面也恰好構成了翻譯的本質價值所在,從某種意義上,它們也是翻譯精神之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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